原文
(议曰：理国之要，以仁义赏罚，此其大略也。然用失其宜，反以为害。故着《反经》一章以明之也。)
臣闻三代之亡，非法亡也；御法者，非其人矣。故知法也者，先王之陈迹，苟非其人，道不虚行。故尹文子曰：“仁义礼乐、名法刑赏，此八者，五帝三王治世之术。”
故仁者，所以博施于物，亦所以生偏私。(反仁也。议曰：在礼，家施不及国，大夫不收公利。孔子曰：“天子爱天下，诸侯爱境内，不得过所爱者，恶私惠也。”故知偏私之仁，王者恶之也。)
义者，所以立节行，亦所以成华伪。(反义也。议曰：亡身殉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此正义也。若赵相虞卿，弃相捐君，以周魏齐之危；信陵无忌，窃符矫命，以赴平原之急。背公死党之义成，守职奉上之节废，故毛公数无忌曰：“于赵则有功矣，于魏则未为得。”凡此之类，皆华伪者。)
礼者，所以行敬谨，亦所以生惰慢。(反礼也。议曰：汉时欲定礼，文帝曰：“繁礼饰貌，无益于礼，躬化谓可耳。”故罢之。郭嘉谓曹公曰：“绍繁礼多仪，公体任自然，此道胜者也。”夫节苦难贞，故生惰慢也。)
乐者，所以和情志，亦所以生淫放。(反乐也。《乐》书曰：“郑卫之音，乱代之音；桑间濮上之音，亡国之音也。”故严安曰：“夫佳丽珍怪，固顺于耳目。故养失而泰，乐失而淫，礼失而彩，教失而伪。伪彩淫泰，非所以范人之道。”)
名者，所以正尊卑，亦所以生矜篡。(反名也。议曰：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，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，异车服以彰有德。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，乃叹曰：“大丈夫当如此！”此所以生矜篡。《老经》曰：“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”信矣哉！)
法者，所以齐众异，亦所以生乖分。(反法也。议曰：《道德经》云：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。”贾谊云：“法之所用易见，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。”又云：“法出而奸生，令下而诈起，此乖分也。”)
刑者，所以威不服，亦所以生凌暴。(反刑也。)
赏者，所以劝忠能，亦所以生鄙争。(反赏也。)
《文子》曰：“圣人其作书也，以领理百事，愚者以不忘，智者以记事。及其衰也，为奸伪，以解有罪而杀不辜。”(反书也。《文子》曰：“察于刀笔之迹者，即不知理乱之本；习于行阵之事者，即不知庙胜之权。”庄子曰：“儒以诗礼发冢，大儒曰：‘东方作矣！事之何若？’小儒曰：‘未解裙襦，口中有珠。《诗》固有之曰：“青青之麦，生于陵坡。”生不布施，死何含珠？为接其鬓，压其顪，儒以金椎控其颐，徐徐列其颊，无伤口中珠。’”由此言之，诗、礼乃盗资也。顪音许秽反，控音[日空]。)
其作囿也，以奉宗庙之具，简士卒，戒不虞。及其衰也，驰骋弋猎，以夺人时。(反囿也。齐宣王见文王囿大，人以为小，问于孟子。孟子曰：“周文王之囿，方七十里，刍荛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，与人同之，民以为小，不亦宜乎？臣闻郊关之内，有囿方四十里，杀其麋鹿者，如杀人之罪，民以为大，不亦宜乎？”楚灵为章华之台，伍举谏曰：“夫先王之为台榭也，榭不过讲军实，台不过望氛祥。其所不夺穑地，其为不匮财用，其事不烦官业，其日不妨时务。夫为台榭，将以教人利也，不闻其以匮乏也。”)
其上贤也，以平教化，正狱讼；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；泽施于下，万人怀德。至其衰也，朋党比周，各推其与，废公趋私，外内相举，奸人在位，贤者隐处。(反贤也。
太公谓文王曰：“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，或以非贤为贤，或以非智为智。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，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，则多党者进，少党者退。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，是以世乱愈甚。”文王曰：“举贤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将相分职，而君以官举人，案名察实，选才考能，则得贤之道。”
古语曰：“重朋党则蔽主，争名利则害友，务欲速则失德也。”)
《韩诗外传》曰：“夫士有五反，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，而反以暴傲。(反贵也。古语曰：“富能富人者，欲贫不可得；贵能贵人者，欲贱不可得；达能达人者，欲穷不可得。”梅福曰：“存人所以自立也，壅人所以自塞也。”)
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，而反以侈靡无度。(反富也。)
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，而反以侵凌私斗。(反勇也。凡将帅轻去就者，不可使镇边，使仁德守之则安矣。)
心智惠不以端计教，而反以事奸饰诈。(反智惠也。《说苑》曰：“君子之权谋正，小人之权谋邪。”)
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，而反以蛊女从欲。”(反貌也。
此五者，所谓士失其美质。)
太公曰：“明罚则人畏慑，人畏慑则变故出。(反明罚也。)明察则人扰，人扰则人徙，人徙则不安其处，易以成变。(反明察也。太公曰：“明赏则不足，不足则怨长。明王理人，不知所好，而知所恶；不知所归，而知所去。使人各安其所生，而天下静矣。”
晋刘颂曰：“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，何则？夫细过微阙，谬忘之失，此人情所必有，固不许在不犯之地，而悉纠以法，则朝野无立人。此所谓以治而乱也。”)
晏子曰：“臣专其君，谓之不忠；子专其父，谓之不孝；妻专其夫，谓之嫉妒。”(反忠孝也。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夫阴阳之和，不长一类；甘露时雨，不私一物；万人之主，不阿一人。”申子曰：“一妇擅夫，众妇皆乱；一臣专君，群臣皆蔽。故妒妻不难破家也，而乱臣不难破国也。是以明君使其臣，并进辐辏，莫得专君焉。)
韩子曰：“儒者以文乱法，侠者以武犯禁。”(反文武也。曾公曰：“恃武者灭，恃文者亡。”夫差、偃王是也。吴子曰：“昔承桑氏之君，修德废武，以灭其国；有扈之君，恃众好勇，以丧社稷。明主鉴兹，必内修文德，外治武训，故临敌而不进，无逮于恭；僵尸而哀之，无及于仁矣。”《钤经》曰：“文中多武，可以辅主；武中多文，可以匡君；文武兼备，可任军事；文武兼阙，不可征伐。”)
子路拯溺而受牛谢，孔子曰：“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。”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(鲁国之法，赎人于他国者，受金于府也。)。孔子曰：“鲁国不复赎人矣。”子路受而劝德，子贡让而止善。由此观之，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。(反廉也。
匡衡云：孔子曰：“能以礼让为国乎？何有？”朝廷者，天下之桢干也，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，则人不争；好仁乐施，则下不暴；上义高节，则人兴行；宽柔惠和，则众相爱。此四者，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。何者？朝有变色之言，则下有争斗之患；上有自专之士，则下有不让之人；上有克胜之佐，则下有伤害之心；上有好利之臣，则下有盗窃之人。此其本也。)
慎子曰：“忠未足以救乱代，而适足以重非。何以识其然耶？曰：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，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。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(六亲不和，有孝慈。)，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(国家昏乱，有忠臣。)。故明主之使其臣也，忠不得过职，而职不得过官。(反忠也。
京房论议，与石显有隙，及京房被出为魏郡太守，忧惧上书曰：“臣弟子姚平谓臣曰：‘房可谓小忠，未可谓大忠，何者？昔秦时，赵高用事，有正先者，非刺高而死，高威自此成，秦之乱，正先趣之。’今臣得出守郡，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，为姚平所笑。”
由此而观之，夫正先之所谓忠，乃促秦祸，忠何益哉？”
鬼谷子曰：“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(胠，音起居反。胠、发也。从旁开为胠。)，为之守备，则必摄缄滕(摄，结也。)，固扃鐍(音决。细也。)。此世俗之所谓智也。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(揭，音其谒反。)，担囊而趋。唯恐缄滕扃鐍不固也，然则向之所谓智者，有不为盗积者乎？”(反智也。孙子曰：“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。”)
其所谓圣者，有不为大盗守者乎？何以知其然耶？昔者齐国，邻邑相望，鸡狗之音相闻，网罟之所布，耒耨之所刺，方二千余里，阖四境之内，所以立宗庙社稷，治邑屋州闾乡里者，曷尝不法圣人哉？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，所盗者，岂独其国耶？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，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，而身处尧舜之安，小国不敢非，大国不敢诛，十二代而有齐国，则是不乃窃齐国，并与其圣智之法，以守其盗贼之身乎？(反圣法也。
昔叔向问齐晏子曰：“齐其如何？”晏子曰：“此季世也，吾弗知。齐其为陈氏矣。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。齐旧四量：豆、区、釜、钟。四升为豆，各自其四，以登于釜，釜十则钟。陈氏三量，皆登一焉，钟乃大矣。以家量贷，而以公收之。山木如市，弗加于山；鱼盐蜃蛤，弗加于海；人三其力，二于公而衣食其一。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，国之诸市，屦贱踊贵，人多疾病，而或燠休之。其爱之如父母，归之如流水，欲无获人，将焉避之。)
跖之徒问于跖曰：“盗亦有道乎？”跖曰：“何适而无有道耶？夫妄意室中之藏，圣也。入先，勇也。出后，义也。知可否，智也。分均，仁也。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。”
(后汉末，董卓入朝，将篡位，乃引用名士。范晔论曰：“董卓以虓阚为情，遭崩剥之势，故得蹈藉彝伦，毁裂畿服。夫以刳肝斫趾之性，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，然犹折意缙绅，迟疑凌夺，尚有盗窃之道焉。”)
由是观之，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，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。天下之善人少，而不善人多，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，而害天下也多矣。(反仁义也。
议曰：昔仲由为邵宰，季氏以五月起长沟。当此之时，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，以饷沟者。孔子闻之，使子贡往覆其饭，击毁其器。子路曰：“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？”孔子曰：“夫礼，天下爱天下，诸侯爱境内，大夫爱官职，士爱其家。过其所爱，是曰侵官。”
汉武时，河间献王来朝，被服造次，必于仁义。武帝色然难之，谓曰：“汤以七十里，文王以百里，王其勉之！”王知其意，归即纵酒。
由是言之，夫仁义兼济，必有分乃可。故《尸子》曰：“君臣父子，上下长幼，贵贱亲疏，皆得其分曰理，爱得分曰仁，施得分曰义，虑得分曰智，动得分曰适，言得分曰信，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。”
由是言之，跖徒之仁义，非其分矣。)
由是言之，夫仁义礼乐、名法刑赏，忠孝贤智之道，文武明察之端，无隐之人，而常存于代，非自昭于尧汤之时，非故逃于桀纣之朝。用得其道则天下理，用失其道而天下乱。
(孙卿曰：羿之法非亡也，而羿不中世；禹之法犹存也，而夏不代王。故法不能独立，得其人则存，失其人则亡矣。
《庄子》曰：“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代以汧澼絖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人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，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。能不龟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汧澼絖，则其所用之异。”)
故知制度者，代非无也，在用之而已。
译文及注释
[在讨论治国之道时，人们历来认为仁义、赏罚是治国的总纲，是基本国策。然而，如果仁义、赏罚的方法使用不当，反而于国于民有害。因此特别撰写了“反经”这一章来说明这个问题。]
我听说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之所以消亡，并不是因为三代的法规制度过时了，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。这证明所谓法制，亦即前代圣君的主张、路线，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，就不会凭空得以贯彻实行。所以战国时的尹文子说：“仁、义、礼、乐、名、法、刑、赏，这八种政治措施，是五帝（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）和三王（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）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。”
[仁爱这种政治主张，本来是要普遍地、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，可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会生出偏心来，鼓励了某些人的私欲。这就是仁爱的流弊。
《礼记》中讲过：从原则上讲，给某一家的奖励、优待不应该普及于全国。
在国家机关服务的人，做官当领导，不应该假借公家的名誉为自己捞好处。
孔子说：“做皇帝的爱天下老百姓，各地诸侯爱自己境内的老百姓，各各不得超过自己的范围去爱人家的人。”所以要有这样一种规范，目的就在于反对私人恩惠的出现。由此可知，作为一个贤明的国王，特别憎恶那种假公济私、收买人心的行为。]
节义这种品操的提出，本意是要建立一个德行的标准，结果成了某些人哗众取宠、背弃大节的借民走向了节义的反面。[牺牲性命以殉国难，面对国之存亡与生死抉择而志不可夺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义。假如象赵国宰相虞卿那样，宰相不做，偷偷逃离赵王，来帮贫贱时的朋友魏齐逃难；或者象魏公子信陵君无忌那样，偷了国家的兵符，假借国王的命令出动三军，帮助赵国的平原君打退了敌人，为平原君救了急，然而他们却都背弃了国家利益。朋友之间的情义是成全了，但是忠于职守、克己奉公的大节却废弃了，所以赵国隐士毛公责备魏元忌说：“这样做，对赵国虽然有功，对魏国却有害无益。”
举凡这一类事情，都不过是为了私人情义给自己贴金罢了。]
礼仪规矩的建立，是为了让人们的言行恭敬严谨，但是懒惰和散漫也会同时产生，结果走向了“礼”的反面。[汉文帝的时候，有人建议制定礼仪法规，文帝说：“繁文缛节的礼仪，矫柔虚假的形象，对真正的文明礼貌没有好处，以身作则地去教育大家就行了。”于是下令不再谈这个问题。郭嘉曾经对曹操讲过：“袁绍繁琐的仪式和礼节太多，不象曹公你这样直截了当，本色自然，这就从道义上胜过了他啊！”这就说明，遵守繁琐的礼节到了让人叫苦不跌的地步，真正做到就很难了，于是人们只好逃避、偷懒。]
文学艺术，本来是陶治性情，柔和心灵的好东西，但是也会叫人淫佚放浪。[这就是乐的流弊。论述音乐的《乐记》指出：“郑国、卫国的音乐，是乱世的音乐，是男女偷情的音乐，是亡国的音乐。”所以严安说：“美人佳丽，珍奇怪诞，固然好听，好看，但淫佚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。所以生活得太舒适了，就会滑向堕落；娱乐太过分了，就会出现荒淫；文明礼尚太过分了，只图形式华丽的东西就泛滥了；对教养学识要求过头了，假冒伪劣的货色就会多起来。‘伪、彩、淫、泰’这些反面的东西，是决不能拿来规范人的。”]
名位等级的设立，目的是为了对身份的高低有个明确的划分，但是骄慢、篡夺的野心也就因此而产生了。[这就是等级制度的负作用。人们议论说：古代官位不同，待遇级别也不同，所以德高望重的人制定出明确的有关地位、待遇的制度，以便使尊卑上下有序，对乘什么车，穿什么颜色、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规定，为的是表彰有德行的人。然而当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、车辇那么威风后，就感叹道：“大丈夫就应当这样！”项羽更直截了当地起了“吾当取而代之！”的念头。所以老子说：“礼仪这个东西，是因为忠信观念淡薄了才制定的，但也是倡导叛乱的开始。”这话说得一点不错。
建立法制法规，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，人人都安分守已，用心本来很好，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——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，做出大好大恶的事来。[这就是法制的负作用。《道德经》早就讲过，法令越多越明确，犯法的人也越多。贾谊也说过：“法令的条款和运用是有章可循、显而易见的，然而法令以外属于伦理道德范围的准则对人的作用，就极难辩别衡量了。”又说：“法令一出台，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，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，法律也拿他没办法。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高明的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。这就是‘乖分’的意思。”]
刑罚的运用，本来是要威摄，惩罚那些犯法的人，但是执法的人，会出于种种目的滥用刑法或者来欺辱犯人，甚至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性，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，制造冤假错案。[这就是刑的反作用。]
奖赏的运用，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，尽展其能，但是也会出现卑鄙的竞争。为了争功邀赏，或由于赏罚不公而闹出许多鄙俗的事情。[这就是赏的反作用。]
老子的学生文子说：“古代有大本领的人创造出文字来，为的是指导民众，叫人理解天下之事，使愚笨的人变得聪明起来，使聪明的人学识渊博。
可是事与愿违，等到文化知识有了进一步发展，有学识的人却变得更坏了，他们把学到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为非作歹、作奸犯料的工具；为有罪的人辩护，冤杀无辜的人。”[这就是文字、学问的反作用。
文子又说：“看耍笔杆子的那些人的行径，就知道他们并不懂安邦治国的本事，就象习惯于行军打仗的并不懂整个国家的施政方略一样。”
庄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他说：“读书人都是在盗墓贼，只不过他们偷的不是财物，而是文化罢了。有一回一个大知识分子带小知识分子去盗墓，大的问小的：‘天快亮了，你挖的怎么样，有些什么东西？’小的说：‘死人已经挖到了，还没有脱下他的衣服。他口中有一颗宝珠。’大知识分子一听说死人口中有宝珠，就说：“一定要把这宝珠挖出来。
《诗经》上说：绿油油的麦子，生长在山坡上，熟了以后给人吃。坟墓里的这家伙生前吝啬的很，一肚子学问不告诉人，死了还含在嘴里不说。快把它拿出来！不过，小子，你可得小心，你先把他的头发抓住，再按住他下巴上的胡须，用椎子敲他的两颊，慢慢撬开他的牙关，千万别损坏了宝珠！’”
从这个故事的寓意不难看出，文化知识实是招引盗贼的财富。]
至于国家建筑林园，那是为了使祖宗的灵位有个存放的地方以便祭祠。
平时则可以搞军事训练，以防意外变故。到了国力鼎盛的时候，林园便丧失了原来的意义，变成了驰骋犬军来打猎的场所，结果劳民伤财，贻误农时。[建筑林园便成了违背本意的事情。孟子讲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个道理。齐宣王见周文王的御花园很大，而老百姓以为很小，就问盂子这是怎么回事。孟子说：
“周文王的花园方圆七十里，割草打柴的人能进去，山鸡野兔也可以进去，与民同乐，与民同用，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我听说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园，方圆四十里，老百姓如果进去打猎杀了一只小鹿，你也要抓起来以杀人罪论处，所以老百姓议论你修这么大的花园太奢侈了，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？”楚灵王修了章华台，伍子胥的祖父伍举提出反对意见说：“我们祖先搞大型建筑，修亭台楼阁，是为了训练三军，观察气象。
国家搞这样的建筑，要遵循四个原则，一不侵占老百姓的耕地；二不影响国家的财政；三不因用工而影响公家和私人的正常业务；四不在农忙时期动工。
所以国家的大型建筑，是让国家和人民得到好处，这样的建筑，就不会使国家出现财政匮乏的问题。”]
崇尚、重用人才的政策，是为了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教育，人人都奉公守法，从善如流，有道德有觉悟的人从事领导工作，有才能有经验的人管理各行各业，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丰富了，给全社会带来幸福样和，举国上下就会感怀这种政治的恩德。到了这种政治被败坏以后，好人和坏人往往要结为同党来争权夺利，党同伐异，趋炎赴势，狼狈为奸，各自推举圈子里的人，把国家、人民的利益置于脑后，苦心经营小集团的势力，内外勾结把私党里的人安插到各个领导岗位上。最后，一旦被大奸大雄的元凶利用，操纵权柄，窃国篡权，真正有贤德的人就会或被冤杀，或被迫退隐。[尚贤政治就走向了它的反面。
鉴于此，姜太公对周文王说：“你如果完全听任社会一般人的推荐，社会上说张三是圣人，李四是天才，你就信以为真，那就坏了。殊不知世俗中人说好说坏都没个准，老百姓有时很盲从，他们所说的圣人，也许是个奸雄，因为社会关系多，众人把他塑造成圣人的样子；他们所说的天才，也许是个骗子，私党把他吹捧成天才的样子。你如果根据社会舆论，把世俗群众推举的当作有贤德的人，把世俗群众低毁的当作坏人，那么朋党多的人就会上台，朋党少的人就会被排挤，于是结成死党，蒙蔽群众的人就会利用时机，打击、陷害真正有本事的人，天下就会越来越乱。”
文王问道：“那该怎么做才能任用到真正的贤能呢？”
姜太公答道：“文官和武官，职权要分明。国王要出以公心，按职务、按国事的需要提拨人才，实事求是，不讲人情，选拨优秀人才，考核他的政绩、才能。这才是获得人才的正道。
古人说得好：把私营山头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领导人就会被蒙蔽；争名于朝、夺利于市就会伤天害理，出卖朋友；急功近利、好大喜功就要损害国家、人民的利益，破坏领导者的形象，丧失威信。]
《韩诗外传》说：“古代的士大夫在贵、富、勇、智、貌五种素质方面都有相反的一面。比如有些人有了势力，地位也尊贵了以后，本来应该爱护别人，爱护朋友，行侠仗义，通情达理，实际上恰恰相反，出身贫贱的一旦发迹后，一阔脸就变，变的不近情理，不行仁义，飞扬跋扈，残暴不仁。”[这就是尊贵的另一面。如果他能保持贫贱时的品德不变，那就非常难能可贵了。
所以古人另有一种说法：发了财后能让别人也发财的，想穷也穷不了；当了官后能让别人也当官的，想下也下不来；交了好运后能让别人也交好运的，想倒霉也倒霉不了。在宁波四明山归隐成仙的梅福把这一哲理总结为：“成就别人的实质上是成就自己，挡别人路的最后把自己的路也堵死了。”]
家道富裕以后，本应周济贫困，扶危急难，可是有的富贵之家，不但不帮助穷人，投资社会福利、社会公益事业，广积功德，反而骄侈淫侠，挥霍无度，最后难免落个钱财散尽，家业凋零的下场。[这就是说，财富会走向它的反面。]
仗着自己年轻力壮，勇猛骠悍，不是去保家卫国，而是好勇斗狠，欺负弱者，或者在黑道中结成流氓团伙，聚众殴斗。[这样，勇武就走向了反面，于社会有害了。把这个道理用到治国安邦让，执政者不应当让那些好战的将帅去镇守边疆，以免轻率地发动战争；而应当让仁爱宽厚的儒将或文臣守卫边疆，这样国家就安定了。]
有智慧的人如果不是用来干正事，做有益于国家、社会的事，而是使奸作诈，颠倒是非，[智慧就要走向反面。《说苑》说：“君子也用权谋，但是为了做正义的事；小人也用权谋，但是为了干坏事。”]
容貌姣美，风度翩翩的本来是件好事，如果放到树立形象、讲究礼仪的场合如公关、外交之类的地方，是很恰当的，但是如果凭脸蛋漂亮去乱搞男女关系，去行淫纵欲，[那就走到美的反面去了。
一个有教养的人如果使这五种优势走向反面，那就丧失了有文化的人五种原本美好的素质。]
姜太公说：“刑罚太严明，国人就会被弄得战战兢兢，提心吊胆，人整天处在这种状态就会生出变故，反而要出乱子。[这就是明罚的反作用。]什么事都看得那么清楚，人就觉得骚扰不安，为了逃避骚扰，大家就要迁移，不再安居原地了，这样容易发生动乱。”[这就是明察的反作用。姜太公还说：
“一有贡献就奖赏，动不动奖赏，容易诱发不满足的心理，不满足就滋长怨恨，久而久之就要反目成仇。这就是明赏的反作用。贤明的国王统治管理一个国家，不大去注意臣民爱好什么，而更多的是注意臣民讨厌什么；不大去注意为什么要来归顺他，而更注意为什么要离开他。这样做就能使所有的人安安静静、太太平平地过日子。真能做到人人平安，那才是真正的天下太平。”
晋朝的名臣刘颂说：“政府中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员，为什么要只注意大案要案，而对于细小的违纪现象不大过问呢？因为微不足道的过失、缺点，偶然的遗忘、疏忽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在所难免，不应当将这类过错划人违纪犯法之列而统统绳之以法，否则的话，朝野上下，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人了。这样做的结果，看上去是求治，实际上是制造动乱。”]
齐国的名相晏婴说：一个好的臣子，固然应对上司忠心，然而忠心的过分了，就变成专权，那就不是忠了；当儿子的孝敬父母是好事，但是如果只突出他一个人的孝顺，把其他兄弟姐妹都比下去，那就是不孝；妻子爱自己的丈夫是家庭和睦的保障，但是如果丈夫还有二房小妾（这是针对古代多妻制而言），做妻子的霸住丈夫独专其房，醋劲太大不能容纳别人，很可能导致家破人亡。[因此忠孝做得太过分了，也会引起反掸。
《吕氏春秋》说：阴阳调和滋养万物，香花毒草，一视同仁。甘露雨水，普泽天下，东西南北，不遗一隅。一国之君，普天同仰，老少美丑，平等对待。战国时的法家、韩国的申不害说过：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，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；一个大臣独揽大权，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。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，权力欲太重的大臣很容易破国。有鉴于此，一个高明的领导人，对于部下，决不偏听偏信，也不专权重用某个人，而是同心协力，各尽其能。就象车轮上的根根辐条一样，不让其中的某一根单独起作用。就样就不会发生一人专权的现象了。]
韩非子说：“读书人舞文弄墨，常常扰乱国家的法令；认为力气大，武功好才有用的人常常靠蛮勇解决问题，也是对国家法令的破坏。”[“儒者以文乱法，侠者以武犯禁”——这是法家反文反武的说法。曹操则说：“一个国家单纯依靠武力或是单纯依靠文化，都要灭亡。”吴国的夫差，鲁国的偃王，就是“恃文者亡”的明证。吴起说：“上古时候的穷桑氏（即承桑氏）
的国王治理国家，废弃了军队建设，专讲道德，结果国家给人家灭了。夏代的有扈，依仗人口众多，军事力量强大，不要文化，结果也亡国。高明的帝王吸取这个教训，提出‘内修文德，外治武训’作为政治的最高原则，对内加强文明道德建设，对外加强国防军事建设，因此敌人不敢侵犯，民众文明安定，国王从容谦恭，供奉为国牺牲的烈士，激励人民学习英勇尚武的精神而不伤害仁爱文明的修养。”《素书》（即《铃经》）说：“有文化素养又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或经过战火考验又有文化素养的人，才可以匡扶君王。国家如此，个人也一样，文武兼备的人才能做大将，否则不可委以军事重任，让其率军征伐。”
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，父母亲非常感激，送给子路一头牛，子路愉快接受后，跑来向孔子讲述。孔子说：“子路做得对，以后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。”救了人有酬劳嘛！
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子贡很有钱，养有奴隶，奴隶的亲人向子贡提出要赎人回去。[按照鲁国的法律，向奴隶主赎人，是要交赎金的。]但是子贡放了人却没要赎金。孔子说：“子贡做得不对，你不收赎金，以后谁还敢赎人？”
为什么孔子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？因为他认为：子路做了好事收了礼，是鼓励大家都做好事，倡导了好的社会风气，这是劝人为善。子贡因自己有钱就不收人家的赎金，显得很谦让大方，影响别的做奴隶主的都不敢释放奴隶了（得不到好处嘛）。家中有做奴隶的也不敢去赎人了。结果堵塞了行善的路子。由此看来，在该廉洁的地方讲廉洁是应该的，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眩耀自己的廉洁，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。
[汉朝爱提意见的匡衡说：“孔子曾慨叹说：有谁能以礼让治国呢？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例子呢？可见以礼治国是很不容易的。孔子所以这样感叹，是因为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，是全社会的神经中枢，它的一举一动，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好坏。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吏们彼此很讲礼貌，谦虚宽厚，影响到下面，就不会彼此争斗不已；中央的人好善乐施，下面就不会粗暴犯上；中央的人高风亮节，下面的风气也会跟着好转；中央宽容温和，施惠于民，下面的人彼此之间就有爱心。这四种好的社会风气，都不是靠国家领导人威严的命令形成的，而是以中央政府的实际行动感化教育全社会形成的。”道理何在？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的官员们一对话就吵的脸红脖子粗，影响到下面，就发展成打架斗欧了；中央的人如果独断专行，下面就要一毛不拔、寸步不让了；中央的官员如果争名夺利，下面就要祸国殃民了；中央的官员如果唯利是图，下面就要盗窃成风了。这就是说，社会风气的好坏，根源在中央。]
战国时的法家慎到说过：“做个忠臣固然是好的，但忠臣并不能救乱世，相反，如果是处在一个混乱的、百废待兴的时代，忠臣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。”如何理解这个道理呢？舜的父母很坏，却生了舜这样一个圣贤的好儿子。舜的父亲一次次要把亲生儿子舜置于死地，舜每次都逃过了劫难，原谅了父亲。夏朝的桀是最坏的皇帝，却出了不少忠臣，结果使他的过错显得格外突出，真象是罪恶滔天一样。孝子不会出在慈父之家。[老子说：“六亲不和有孝慈。”意思是说，家庭有了变故，有了危机，才能看出儿女的孝引来。]忠臣不会产生在圣明的君王执政的时代。[老子说：“国家昏乱有忠臣。”
只有当国家、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际，才会有忠臣出来殉国赴难。]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道理后，就会要求部下既要尽忠，但不能过分，所管的事、所负的责任不能超越其职权范围，否则，就走到了忠的反面。
[汉朝的名臣、易学大师京房在中央政府当官的时候，因政见不同与石显有了矛盾，后来京房被下放到魏郡做太守，而石显还在中央。京房害怕了，就上书给皇帝说：“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，我对你只是小忠，还说不上是大忠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从前秦始皇在位的时候，赵高用事，有一个叫正先的臣子，看出赵高居心叵测，就非难、讽刺赵高，被赵高假以罪名杀了，从此赵高在政治上树立了威信，形成了赵高欺上瞒下、一手遮天的政治势力。到了秦二世，天下大乱，赵高指鹿为马，也可以说是正先促成的。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，希望你不要让我落个忠臣正先那样的下场，那就要让我的学生姚平耻笑了。”
由京房所讲的这个故事看，正先揭发赵高的阴谋，对秦始皇可说是忠了，可是这忠的结果，是自己脑袋搬家不说，反而促使赵高形成了专权的党羽和乱政的权力，最后导致天下大乱。那么这忠又有什么好处呢？]
庄子说：做小偷、扒手一类的盗贼，或是溜门撬锁，或是从别人的口袋里、皮包里偷东西，为了预防这些小偷，人们有了财宝，总是小心翼翼地放在保险柜、珠宝箱里，外面还要层层捆扎，加上大锁，生怕不牢固。这种防盗的做法，历来所世俗的人们当做是聪明智慧的表现。可是如果一旦汪洋大盗来了，把皮箱、保险柜连锅端走，这时大盗唯恐你捆得不紧，锁得不牢呢。
这样看来，以前被认为有脑子的人，不正是在为强盗储蓄、保管财富吗？
[这就是智慧的反掸。所以孙子兵法说：“敌人装备的越好，对我们越有利，只要把敌人打垮了，把装备拿过来，就成了敌人在为我们装备。”]
至于那些被称为圣人的，能说没有不为大盗储蓄、保管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吗？肯定是有的。怎么知道呢？田成子弑齐君盗其国就是一例。
从前，齐在姜太公的治理下，城镇相连，人口众多，一派繁荣景象。市场上摆满了生猛海鲜，田野上人欢马叫，方圆二千余里，举国上下，国家典章制度的建立，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，哪一样不是依照他们的开国圣人姜太公的做法呢？等到后来窃国大盗田成子一出来，杀了齐简公，偷窃了齐国，田成子所到手的，又岂只是一个齐国，而且把齐国几百年间形成的好的政治制度，都偷过来了。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子是窃国大盗，但他一旦权势到手，就象尧舜一样，安安稳稳地做了齐国的国王，国际上一样恭维他，一样承认他，到底还传了十二代。由此看来，田成子不但偷了齐国，而且偷了姜太公开创的圣明的政治制度，这些权势、法规又反过来保护了这个大强盗。[这就是好的政治制度的反作用。
从前晋国大夫叔向问齐国的宰相晏子：齐国的前途怎么样？晏子说：现在已经是没落的时代，我也不知道了。齐国终究要属于陈氏家族的。齐国遗弃了人民大众，人民都投到陈家的怀抱中去了。就拿计量这件事来说吧，齐国的计量办法，原来分为豆、区、釜、钟四级，以四升为一豆，依次逢四进一，进到一釜的时候，十釜才是一钟。陈家居然自己设立计量标准，不用四级而用三级，每级加一倍，进到一钟，量就大得多了。他以私自定的计量标准大斗借贷，以公家的标准小斗收进，结果老百姓的财富都送到他那里去了。
他家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，海盐鱼虾，也不比海里的少了。老百姓出三分力，两分归公，一分用以养家糊口，可是归公的东西都是伪劣残次，负责公务的三老，穷到不得温饱的地步。国内所有市场上的东西，普通的鞋子，穷人买不起就大削价，但是高级衣料，富人抢着要，价钱高的吓人。整个国家给弄得穷的越穷，富的越富。穷苦人大多数贫病交加，可是到处听到关于陈家抚慰穷苦百姓的宣传。人心都被陈家骗去了，老百姓爱戴陈家象爱父母一样，象江河归大海一样归附了陈家。整个齐国想不被陈家收买，怎么可能呢。齐国的灾祸，是难以避免的了。]
强盗问他的头目盗跖：“当强盗也有道吗？”强盗头子说：“当然有啊！
天下什么事能离得了道呢？当强盗的学问大着呢！首先是‘妄意’——估计某处有多少财宝，值不值得动手，要计算得准确周到，——圣也；动手的时候，别人在后面，自己先进去，这是要有勇于牺牲精神的，——勇也；得手之后，别人先撒退，自己最后走，有危险自己承当，——义也；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劫、偷盗，什么时候去才能成功，这是需要智慧的，——智也；东西抢到以后，大块分金，大块吃肉，平均分配，——仁也。仁义智勇圣，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，天下没有这个道理。”
[后汉末年，汉献帝在位的时候，董卓到中央政府做官，在他图谋篡位之前，礼先下士，很会捧敬当时的知名学者如蔡邕等人。撰写《后汉书》的范晔在总结董卓篡权的历史教训时写道：“董卓这人本性野蛮残暴，有如虎狼，碰上汉朝末年政权剥落崩塌的局面，给了他野心得逞的机会，伦理道德被他践踏，纲常制度被他破坏，毁坏分裂了中央政权。象董卓这样开人胸膛，剁人手足，残酷得吃人不吐骨头的人，就是杀尽了天下人都不会称心。但是就是这样坏透了的人，对于知名度高的文人学者，还懂得故意表演礼先下土那一套，以便慢慢地、一点一滴地侵凌篡夺东汉政权，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鲁残暴，杀人如麻，他很懂盗窃之道，很懂怎样去偷盗别人的东西。”
从董卓这类人对有文化学识的人都知道笼络利用看来，仁义礼智信这些原则，好人要想成功，需要用来做依据；坏人要想成功，也不能违反这些原则。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，坏人多，所以好人用这些原则做好事，给天下众生带来的利益少，坏人用这些原则做坏事，给天下众生带来的灾祸就多了。
这就是仁义的反作用。
我们再举例来讨论这个问题。
[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邵这个地方做行政长官，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手里，季氏想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运河。这对老百姓来说，太苛刻了。
而这条运河正好在子路管辖的行政区内，为了鼓励民工干活，子路就掏自己的腰包，还把家里的粮食弄来做饭给大家吃，以补工程费用的不足。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马上派子贡去，把子路做好的饭倒掉，把锅灶、饭碗毁掉。
子路大发脾气，跑回去找孔子吵架：“你天天教导我们做好人好事，教我们行仁义，现在我这样做了，你又叫子贡来捣乱，是不是嫉妒我们呀？”孔子说：“子路，你好胡涂啊中国的文化伦理是什么你知不知道？当皇帝的人说他们爱普天下的老百姓，是因为他们把天下当作是自己的；当诸侯的说他们爱境内的老百姓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所管辖的领地当作是自己的；当了大夫的，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；普通老百姓，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。如果超过了各自的范围干预别人的事，虽然你一片好心，也不得好报，因为你侵犯了别人的权力。”
汉武帝的时候，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到长安朝见汉武帝，穿着打扮、言谈举止、进退起居都很规矩，很得体，很有礼貌。汉武帝看到以后，场面上装出赞许的样子，内心却很不高兴，于是对献王说：“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，根据地不过才七十里大，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。你现在管的地方，比他们造反时的领地大多了。好好干吧！”
献王听了这几句话，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回去以后，沉缅酒色，一天到晚喝的烂醉如泥，表示胸无大志，以此告诉汉武帝：这一下你总该放心了吧？
我不过是个酒色之徒，哪能跟汤武、文王相比？
由子路和献王这两个故事看来，要行仁义、表爱心，普遍地帮助别人，爱部下，爱集体，也要知道自己的本分才行。一旦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，不但行不通，而且会招惹祸患。所以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他的著作中说：“君臣父子，上下长幼，不论贵贱亲疏，人人都要守本分，这就是理。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，就是仁；恰如其分地施舍，就是义；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，然是智；恰如其分地做事，就是适；恰如其分地说话，就是信。总之，一言一行都要晓得自己的本分，都要适可而止，才可以说是成熟了。”由这个道理看来，前面所说的强盗虽然也讲仁义道德，所谓“盗亦有道”，但在做人的基本原则上，他是错误的，因为他不守本分。]
综上所述，孔孟所标榜的仁义礼乐也罢，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也罢，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，文韬武略、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，每家的思想，每一种法制，都是天地间的真理，并没有向哪些人隐瞒，向哪些人显露。尽管时代变了，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，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，仁义道德因是圣明时代就自动出来了，到了夏桀、商纣，因是昏乱时代，仁义道德就故意离开了人类社会。问题在于每个时代的领袖人物怎样去运用，用得好就天下大治，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。一治一乱，全在于人。
[荀子说：“古代羿的思想政策并没有遗失，只不过羿在中年就死了，没有继续下去；大禹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，但因没有接班人，没有继承下来。”
问题就在这里。任何法律、思想、体制、主义、法规，本身不能独立存在，而要靠人去运用，用得好就存在，用得不好就消亡。
《庄子》这本书里讲的一则寓言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。宋国的一家人，有一祖传秘方，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，皮肤不会皲裂。这家人靠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为生。有人路经这里，听说这家人有此秘方，提出用一百两金子买他们的秘方。客人买到手后，就去南方游说吴王。吴越地处海疆，守卫国土，主要靠海军。他游说吴王成功，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，替吴国练兵。
到了冬天，吴越两国发生了海战，吴国的水兵涂了他的不皲之药，不怕冷，不生冻疮，结果打败了越国，此人因之立了大功，割地封候。同样一个不生冻疮、不皲手的药方，有的人用来封候拜将，而守着这个方子的那家人却世世代代给人家漂布。]
由此看来，同样一个东西，人的聪明才智不同，用法不同，效果就有天地之别。所以任何思想，任何制度，不是有没有，而在于用与不用和会用不会用。会用，就能求名得名，求利得利；不会用，就只有世代倒霉了。
参考资料：
1、佚名.道客巴巴.http://www.doc88.com/p-316764938393.html